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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星空】第16期 | 储朝晖:我在徽州确立了自己的教育使命

黄山日报
2024-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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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徽州确立了自己的教育使命


储朝晖







星空星语:这是一位从安庆岳西走出,走进徽州,然后又走得更远的教育工作者,他早早确立了将教育办得更好的人生目标和定位。回望成长经历,他感叹自己在徽州生成了教育使命,他从个体参与文化传承和社会责任层面,坚持社会调查,重建教育生态,在徽州文化滋养下,做一个教育改革的行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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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考入徽州师专,给我出了一道人生难题,考了本科的成绩却进了专科学校;高中以前偏爱文科而当时高中重点班只有理科;高考时语文只考了53分,物理却考了86分,录取到物理专业,完全与我意愿相违。

当时我内心深感从事教育更具有挑战性,“人理”问题一个个呈现在我的人生路口。受陶行知影响而追问教育问题,几个回合竟然使得我确立了以教育为职业,以研究为生命,把教育办得更好为人生目标的人生定位。

转瞬间,与徽州结缘40年,在教育改进路上走了40年。40年里,不断有新的进展与收获,不断遇到新的情境与挑战,不断发现新的问题与希望,却一直感到未能如愿彻底实现自己设定的目标,于是不断依据实际调整目标,不疾不缓也不息地前行。

回望历程,正是在徽州生成了自己的教育使命。初三以前的自主阅读提升了我的文化感知能力,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是我生成教育使命的关键,依据对陶行知人生关键节点判定走进教育与社会调查,获得教育使命的社会基础,徽州文化滋养了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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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自主阅读获得感知陶行知的能力

为何当初一个物理系学生迷上了陶行知,一头扎进陶门,不得不说与童年及以后的学习与生活经历相关。1970年,我从家里翻过犬形岗到秋千小学西水教学点就读小学一年级,所有年级都在一个班,学生太多的时候又在上边一户人家的堂屋里开了一个班,仅有储梧岗老师加上一名本生产队的民办教师储诚冬上课,这种大单班的复式教学对我而言有一个较大的好处,就是在听老师给高年级讲课的时候多少也能学到一点超出自己年级却感兴趣的内容。三四年级后进入秋千小学本部,那里是储西常老师带着三位民办教师。西常老师擅长画时事漫画,用整张的白纸画出各种惟妙惟肖的漫画,当时正值“批林批孔”,广播报纸上一有什么动向他就能用他的时事漫画表现出来,一溜儿挂在学校周边和村民家的墙上。每次下课时他的办公室就围满了人,都是围观他画画的。我时常挤进去看,虽然不懂多少,也不会画,但那些画作给我打开了未知的世界。五年级学校在关口整体重建了新的四合院校舍,教学点合并到一起,共四个教学班,有了5位教师,储淡如任校长。他的理论水平是当时县内小学教师中较高的,我从小学毕业后不久他就调入县党史办工作到退休。一个学期要安排几次他的讲话,他不带讲稿,可以在“评水浒,批宋江”等话题上海阔天空,讲得头头是道。受他们的影响,我们在我四、五年级的时候就组织了一个在村工作队下面的批判组,七八个在这方面有兴趣还有写作能力的同学参加,每星期组织一次讨论,有时讨论到半夜后才打着葵花秸秆的火把回到家中,前后在村部和学校出了两期批判专栏。当时这样做完全是跟随政治形势的举动,可每次我们的讨论都是很真诚的,时常为一个问题争论不休,各方都在书报中去找证据,这样引发了我的大量阅读。



(家乡记忆)

尽管直到1978年前我们村里都是吃不饱饭的,阅读对于我所在的乡村是极为奢侈的生活方式,我的阅读却因特殊的机缘具有两个别人不具有的条件:一是有书的来源。1970年上小学后,刚认识一些字就对有字的书感兴趣,常常到奶奶房里去玩,她自己在纺线,西边靠窗处有张黑漆方桌子,上面放着三卷本竖排繁体字的《毛泽东选集》,我就拿起来用手指一个字一个字地指着读,不认识的字就猜,开始几次才能读一面,后来发现读得越来越快,竟然在两年内把那三本书都“读”过一遍了。1973年我们家门口的“岳五公路”刚刚修起来,我的家乡是鞭炮之乡,就有一些汽车从南京、上海等地拉书回来做鞭炮筒,在我家附近卸下来,当时没有搬运装卸工,货主就叫几个小孩子帮卸车,卸完以后不会给你工钱,告诉孩子们喜欢看什么书就拿两本书去看,这样每次卸车的时候拿一两本,慢慢地我和邻居几家的孩子就拥有了很多自己不辨高低深浅的课外书,解决了有书可读的问题。



(家乡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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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条件是有人随时指出我的错误。由于家庭经济贫困,上小学三年级后到进入高中到县城读书前,我几乎都必须和爷爷一起帮着家里放牛。爷爷对这件事很认真,每天早上天不亮就把我叫醒,直到看见牛抬起头晃悠不再吃草的时候才回家。下午太阳斜射不再热辣就出发,直到吃得牛肚皮圆滚滚才下山,每次中间在山上大约3个多小时,我就见缝插针带一本通过各种方式找来的书放在手边,到了山上,将牛绳捆成小团挂在牛角上,我和爷爷看着牛在吃草不出问题就行了。每当此时,爷爷就和我在山上海阔天空地聊,或者我就抓紧时间看我的书。爷爷1950年前后曾任过私塾先生和小学教师,也曾收藏有不少的书,但或许是“扫四旧”的原因,他收藏的一些书已经被烧毁,留下的也从不让我知道他有藏书,为严防我们偷看,他特地为书箱加上一把大锁。在山上读书,有时默读,有时会高声朗诵,特别是读诗的时候,必然在山谷或山顶上放声读起来。我跟爷爷之间没有传统社会的尊卑关系,爷爷也常跟我开玩笑,有次我做了一首打油诗:“一个老,六十三,调皮又捣蛋。”爷爷正眼正色地说了句“你还作打油诗骂我啊?”也就了事。他自己也常吟诵一些他认为得意的作品,其中有副珠屋的秀才嵌入爷爷名字“海清”的对联:“海阔天涯显君度量,清风明月入尔诗怀”,多次听爷爷说起。我在朗读的时候完全不在意爷爷在一旁听,爷爷也不像老师教学生那样处处纠我的错,偶尔听到他在一旁爽朗道:“哈哈,又念白字了。”然后告诉我哪个字念错了。印象较深的是我读桑弘羊的《盐铁论》,当时不完全看得懂,但是有一部分我是看懂了的,其中念到“疆兵食足”,我当时不知道本应念“强兵食足”,爷爷说:“你这个字念错了,应该是强兵食足”。我查字典以后看到“疆”这个字没有念“强”这个音的,我跟爷爷争论起来,还说:“这个好解释啊,边疆的士兵衣食充足啊,是吧?”我爷爷仍讲应该是“强兵食足”。我上高中以后的学习才知道爷爷讲得对,“疆”是一个通假字,“疆”在此文中实际就是“强”字。



(走出家乡)

阅读给我带来第一个与其他同学的不同是,中考那年,整个年级130多位同学都选择报考“中专、中师”,唯独我一人坚定报考高中。因为当时进中专就有了铁饭碗,我在意的是进高中上大学学更多的知识,父母也劝我报考中专,爷爷出面支持我道:“男孩子的事由他自己做决定。”我后来如愿以偿上了当时的重点中学岳西中学的重点班,得到每个月5元的生活津贴,过了两年几乎不能看任何课外书的高强度竞争与淘汰的学习生活。当我1981年10月看了陶行知的生平事迹后,对比自己初中三年级前后完全不同的两种体验,先就尝到自由阅读的甜头,后服从应试,接受的大多是“填鸭式”的知识灌输,不仅枯燥,而且让人感到压抑。深度认同陶行知反对会考应试,提倡创造考成,以及所说的许多话,与我上小学和初中自由阅读所形成的思路更接近。他做的许多事正合我心意,他所讲的很多问题在批判他三十年后仍然存在,一接触到陶行知我便如触了电,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于是立志要研究和改进教育,从物理慢慢的转向对人理的关注,运用陶行知的思想进行实践并获得人生乐趣,真正走进陶行知的精神世界。如果没有初中二年级前大量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的自由阅读,我的文化识别力就没那么高,可能不会对陶行知产生那样高度的认同,就不会生成自己的文化使命感。



(走出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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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不断熟悉陶行知唤醒责任感

现实中走学习陶行知这条路并不顺利,1982年暑假我决定到崇一学堂旧址阅读陶行知资料,不料七八天后,程仁浩老师在门缝下发现一封信,拿起来一看是父亲写给我的,可能送到已经有一两天了,信封与信纸在地上放着都发潮了。信中要我速速返家,“否则就不认这个儿子了”。我还是抑制着强烈的感情写了封劝说父母的信,坚定地留在崇一。直到40天后,尽量节省用钱,口袋里的钱还是都吃光了,只剩下六角五分钱购买回屯溪的车票,我便回到徽州师专,在管理宿舍的林师傅处要了把宿舍的钥匙,然后在寝室里找同学们散落在床垫下的零散饭菜票度过了十余天,直到开学。这可以说是我踏进陶行知精神世界大门的第一步,也是我真正要与教育科学结缘的第一步,从那时起,陶行知倡导的“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和他的“教育是从爱里产生出来的”理念,就在我心中生根发芽,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滋长,生成了日渐坚定的教育使命。1982年后,我开始了依据陶行知思想的行动,在徽州师专广播站开《教科园地》节目,自己写稿向同学们介绍教育科学知识,调查发现工人文化低的问题突出组织同学去办工人文化补习班,1984年发起成立了徽州师专教育科学研究协会,和一些志趣相投的同学自发组织起来定时在一起讨论一些教育教学问题。40年后再冷静分析自己当年那么快速地对陶行知思想入迷,有两种原因:一种属于个体参与文化传承;另一种属于社会责任。



(雅聚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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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农村长大,三年级后就对农村社会的生活有积极参与,深刻体验,对农村的情况比较熟悉。在1978年前我所生活的农村一直没有消除饥饿,出现这种情况并非农民不努力,农民几乎个个为了温饱起早贪黑。为了吃饱肚子,村里人就偷偷到深山里挖开若干脸盆大小的地方,塞两粒南瓜子,期望五六月能长出南瓜头来救饥荒。后来这事被工作组发现了,认为是“资本主义新动向”,要割掉这条“资本主义尾巴”,当时工作组一般就在农民家中开会,我们小孩子只要不出声就没人赶你,记得本村村民或许出自良心,真不想揭不开锅,就辩解说:“这些南瓜都是拿来做菜吃的。”因为按当时的要求,农民只能自己种菜,不能种粮。而那位掌握了话语权的工作组长说:“要运用矛盾论来分析这个现象,现实的问题是矛盾的性质转化了,大家事实上把南瓜当饭吃了,不再是当菜吃了,所以必须把这条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当时确实有不少人只能拿南瓜当饭吃,那是被迫无奈的选择。而且,完全将南瓜当饭吃会尿频,十分难受。工作组不管那些,带着村民满山找南瓜,找到就用锄头锄掉,山上的南瓜被锄掉了,山下就一片哭喊。这一情景几十年后仍历历在目。直至农村实行了包产到户,自那以后才没有饥饿的恐惧,翻开了历史崭新的一页。这段刻骨铭心的生活经历,使我1981年一接触到陶行知就感到他很强的人民性,是陶行知的价值引力让我迷上他。



(徽州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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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社会调查获得教育使命动力与根基

由于认识到1921年陶行知陪同孟禄调查是他人生改变的关键点,陶行知由此从面上认识到中国教育的实况,现场观摩、掌握了孟禄的田野调查方法,从学院里的大学教授转身为对全国整体的教育改进者。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明确认识到从事田野调查才能走上自己想寻求的“人类优教”之路,认识到必须真正地从研究角度去深入农村了解农村教育,开展一些教育与社会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于是在1982年冬与1983年春期间,我就试着到屯溪市内的一些工厂进行调查,当时由于受时间、经费、教育部门与工厂之间联系不畅的影响,还受到所就读的物理系领导认为我的“专业思想不牢固”的约束,几次找我谈话,说“国家安排你学物理就要学好物理,就不应该老是到社会上搞什么调查”,“你所调查的事政府自然会安排人去做调查”,“别人会比你做得更好,你这是狗咬耗子,白费精力”等。我只能顶着各种压力、克服各种困难对近20家工厂做了调查,主要调查的是职工文化程度和工厂的用人需求。这次调查的结论成为1983年暑假组织同学办工人文化补习班的依据。


(文化印迹)

1984年徽州师专教育科学研究协会组建起来后,我们就筹划更大规模的暑期教育与社会调查,在前一年调研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调研范围。暑假结束后,会员们共自费对歙县、太平、黟县、石台、桐城、怀宁、枞阳等七县进行教育调查,同学们写出了十余篇调查报告,我一个人拿着学校开的介绍信,先后到太平、黟县、石台三个县调研,把这三个县的每一个乡(当时还称为公社)都跑了一遍。但是这样的调查艰难程度比我预想的要高很多,多数会员假期后的调查范围与结果远远少于假期前作的计划。有一位事前答应和我一起到太平县乡下调查的同学,带着我到他太平县的家中住了一夜后,还是被他父母劝阻了,我只好一个人出发。那个时候,安徽的很多县下面的乡村还不通车,通车的很多地方从县城到乡下,每天早晚只有两班车,错过了点也就只能步行,所以我在这三个县内的不同公社之间主要是靠步行的。其中到黟县的龙江,公社所在地与中学所在地相距大约5华里,那天一早起来我奔着中学去,可是由于听不懂当地的方言,我所遇到的当地人又听不懂我所说的普通话,当地发音“中学”与“公社”两个词实在难以辨别,我便在两地之间往返了4次,后来好不容易遇上中学里的一位教师才到了中学,此时已是太阳照在半空的十点了,到了学校因为出汗较多连喝了两大碗水才解渴。调查所到之处,有的人会热情接待,有的人爱理不理,有的人尽说些套话,不告诉你真实的情况,这些都需要事先琢磨怎样应对。我到石台县教育局就碰上钉子了,此前我已经跑过两个县,可能到石台的时候面部已经晒黑了,有些疲惫,时任教育局长汪维玉见面说的第一句话是:“这么大热的天,石台又是山区,交通不便,您跑什么?干脆回家去吧。”在我的要求下,他还是让人秘科在我的介绍信上签字盖章了,为我到该县的各个乡开了通行证。当我在石台县的几个乡深入实地走访一圈后,或许一些乡村学校把我在下面调查的情况告诉了汪局长,待我再回到县教育局的时候,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今天晚上就住到我家里吧。”我们在他办公室谈了一些乡下调查的情况后,就跟他回到他在一所小学中的家中,我刚坐定,他就拿出木澡盆,用一只木桶打来热水叫我去洗澡。这一举动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只好服从地说:“让您局长给我打水洗澡,不敢当,不敢当!”他说了句让我至今难忘的话:“我相信你能做出对得起我的事。”我1984年暑假调查所写的那篇调查报告经时任徽州师专教务处程嘉兴副处长推荐参加了当时召开的徽州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战略讨论会,我是参加会议的唯一一位学生,大会主持人特地为我安排了一个大会发言,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在大会上发言。





(文化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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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深入调研乡村教育的经历,让我感到村民和广大乡村教育工作者对我帮助他们解决的教育教学中的问题怀有深切的期望,让我深刻感受到社会对教育改进的需要。尤其是每当调研完毕离开一个地方的时候,他们送别的目光成为我长期全身心投入教育研究的强大动力。同时,这些教育田野调查也为我后来从事农村教育和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从内容、方法、技术、视野等方面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在徽州的学习生活远不止是受到陶行知的影响,我曾到齐云山了解道教文化,收集阅读各种徽州文化史料,了解在徽州比较尊奉的程颐、程颢、朱熹,在徽州师专成立戴震研究会时参加活动,与陶行知一样对戴震提出的“达民之情,遂民之欲”高度认同,即便对当时很多人觉得必须与陶行知划清界线的胡适的文献资料,我也认真阅读。对徽商、自然风景、工艺、饮食、礼仪等非教育的文献内容,同样不放过,体会其文化精神,它们在横向让我在万溪迸流中更加准确定位自己的使命,在纵深则给我动力与原理参悟的比较。即便我已离开徽州20年了,在那里生成的教育使命仍在驱动我为把教育办得更好而不懈前行。





(村居收获)







    作者简介:







      储朝晖,安徽岳西人,博士,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委员,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学校史志分会理事长,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副会长,《陶行知全集》川教版专职编辑编委,《教育史研究》副主编。2010年被《时代周报》组织的两岸四地媒体人评选为"2010年影响中国时代进程100人"中的十大教育工作者,2012被网易评选为年度教育意见领袖。2014年入选搜狐网"2014中国教育推动者"。

摄影配图:徐贵亮,安徽桐城人,安徽省摄影家协会会员。

栏目定位:编发师生、家长和全社会普遍感兴趣的教育类话题。教育杂谈、教育教学、成长规划等等与教育相关的美好元素。我们欢迎文字、书画、音视频等各类稿件,希望看到立足教育又能跳出教育来点评,既有文学色彩又有浪漫情怀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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